对交校的记忆，是从西大门开始的，南京市浦口区东门镇后河沿90号。后来很多年，西大门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交校，意味着青春南京。那时暑气渐退，天气微凉，从时令上看应该刚交白露。1991年9月初，十七岁的我揣着录取通知书，乘坐着交校统一接送的大客车，在法国梧桐树三三两两的落叶飘拂中，从西大门怯怯不安地进入了南京交通学校。
记得进校第二天，学校在食堂召开了新生大会，黄荣枝校长亲自讲话，会议开得很隆重。尤其是学生科高冬青老师说的一句话，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一级同学还引以为豪。高老师的大意是，能考上中专的不简单，就好像是花朵，而考上南京交校的，则是花朵中的花朵。新生大会之后，就是为期两周的军训。军训的强度不大，无非是踢正步、齐步走，印象最深的是夜里的紧急集合。军训除了训练我们的体能外，还教会了我们好几首军歌，比如《团结就是力量》《军营男子汉》等等。军训以现在的角度看，就是增强了团队意识。军训的教官比我们稍长几岁，其中一个还是我老乡。军训结束后，适逢国庆在即，学生会在食堂牵头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男主持是运管专业41班的苏州同学崔晓明，操吴语腔说着普通话，人形象又好，站在台上玉树临风，妙语连珠。女主持好像是41班的赵颖，人长得漂亮，台风很好。参加表演的俊男靓女一个个生机勃发，活力四射，听者更是热血沸腾。记得当时来自同一个乡镇的11班贡平同学还登台表演了霹雳舞，绚丽的舞姿和刺耳的尖叫让来自农村中学的我深感羞愧。学校里搞过联欢会后，记得班上也搞了一场小型的晚会。周凯敏同学作为当时的副班长，思想上比我们成熟得多，他大概为了激励同学，激情飞扬地在黑板上分享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的心得，十四个美术字笔锋苍劲有力。那场联欢会，也给我们班的歌神崭露头角带来了机会。外表清秀俊朗的蒋锡刚同学唱了一首《豆蔻年华》中的《话说青春》。这是一首很有代入感的歌。沉稳豁达的谈永强唱了一首《明天不是梦》的片尾曲《脚下路正遥》，沙哑的嗓音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军训期间帮我们班扛队列牌的31班财会专业的女生也过来友情参与了一下，记得好像唱的是小虎队的《蝴蝶飞呀》，一下子把我们的思绪拉扯得很远，好像青春真的可以慢慢变成一幅画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很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八个字估计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现在一定有着深刻的同感。学校当时设有四大专业，汽修、路桥、财会、运管。我当初选择汽修，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初中时比较喜欢物理。言归正传。第一年，学的是基础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我印象比较深的分别是教语文的李实民老师和教化学的周传林老师。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我初中语文老师的教学方法迥然不同，他采用的是一种启发式的教育，颇有魏晋风骨，可惜当初的我心浮气躁未能摸到门道。李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教我们练字。这一点真的很受益，我们班上不少同学原来虽然字写得好，但并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经过李老师点拨，大部分同学的字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比如谢化冬同学现在已经到了临碑的境界。周传林老师，当时毕业没多久，还带着一股书卷气，教学很认真，后来当上了副院长（学校升格后）。这是天道酬勤的结果。数学、物理老师，印象不深了。英语老师，年纪有点大，待人和蔼，她不是我们学校的编内老师，而是从东门镇上十七中聘请过来的兼职老师。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是专业课了。热处理、机械制图、机械制造、汽车构造、汽车电气、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电子学、汽车技术经济……我印象比较深的分别是以下几个：教机械制图的王党生老师，教书比较认真，跟她的名字一样，讲党性、感党恩，对学生很负责。教汽车电气的瞿建春，人长得帅气，大学刚毕业，待人亲近，和我们班很有渊源。教理论力学的张朝阳，水平很高，肚里有货，毕业以后善于和校友打成一片。教材料力学的王晓农老师，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印象中他一直很严谨，难得见他穿过一次牛仔裤。教汽车构造的高进军老师，是个很有思想的老师，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将汽车构造这一枯燥乏味的专业课讲得绘声绘色，通俗易懂，类似于今天的当年明月写明史一样。后来，听说他当上了副院长，我觉得是名至实归。教政治的刘瑛老师，思想成熟，对人对事见识比较深刻。教政治经济学的奚晓东，思想睿智，出口成章；教哲学的王珺老师，年轻漂亮，颇有文采。还有教电工电子的沙圣芳老师，虽然贵为校长夫人，但待人温和，从不训斥学生，多年来一直在教育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说过了这么多老师，得说说我们班的班主任了。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班的班主任只有一位，他是唯一干满一届的班主任（我所说的一届，是以一学年来划分的），也是我们心目中始终尊敬的班主任。他就是季佩雄老师。季老师当年刚从西安公路中国竞彩网毕业，自己本身也是稚气未脱。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对教育管理并无太多感性认识，更谈不上有多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没想到，我们这个班竟然是一个精力超旺的班级，全班38人，只有2个女生，男女比例极不协调，自然难免会惹出一些调皮捣蛋之举。好在季老师接手我们班以后，并没有囿于学校里的条条框框，而是不断用自己的率真、热诚感化着我们，温暖着我们，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话不知道说了多少。后来，可能由于理念上的分歧，学校没有让他继续担任我们班主任。季老师不当我们班主任，当时对我们来说，犹如晴空霹雳，感觉好像一下子变成没人要的孩子了。班里买了纪念册，所有人都给季老师留了言，送上了纯真的祝福。再后来，瞿建春老师、张海峰老师、徐福祥老师，甚至包括高冬青老师，都做过我们班的班主任。最后一位班主任是海外归来的冯必达老师。我们在冯老师的手下，完成了交校所有的学习，毕业进入社会。
老师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学校的布局、建筑、林荫大道，也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学校的布局和设计的确动了一番脑子，北高南低，带点背阴抱阳的感觉。黑色的沥青道路两侧，排水畅通，高大的法国梧桐彰显出一派民国风情。我们的宿舍楼是7号楼，北面是6号楼（女生宿舍楼），南面是8号楼（教工宿舍楼），记忆中的那抹绿色就是每幢宿舍楼的外墙上都缠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微风吹过，沙沙作响。其他的一些功能性用房是这样分布的，6号楼的北面是食堂，7号楼和8号楼之间是小吃部，8号楼的南面是小卖部。宿舍楼的西面是操场，跑道大概三百米。令人倍感亲切的是操场正北面的两座水泥墙，上面十二个红字一直保存到现在，那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展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循着操场向北，依次是办公楼、教学楼、实验楼。学校东边，以食堂南面的台阶为接口，就是后来新建的地方，主要有气派的阅览室、教学楼、驾训队。
交校不以升学率、录取率为目标，而是以专业精神的养成为目标，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对学生的自学能力、个人管控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我们汽修专业来说，个人觉得最有裨益的当属第二学年为期一个月的机加工实习。虽然当时我们过早地穿上了工作服，与扛水准仪的路桥班同学、拿算盘的财会班运管班同学相比有些形秽，但没有人因此而丧失自信的勇气。短短一个月内，我们掌握了钳工、车工、铣工、刨工、磨工、焊工的一些基本工序，拿笔的手多了一些非书写技能。
我们班和其他班比，整体学习成绩可能不太好，但踢足球却是数一数二。这得益于来自江浦县的周虎佐同学，他是我们踢足球的启蒙教练。他脸颊清瘦，面色苍白，眼皮薄薄的，透着一股剑客的英气，开始他留着郭富城式蘑菇头，后来改成了梁家辉式短发，走哪里都有一股明星范儿，班上都亲昵地称他“虎子”，而球场上的对手则称他为“小骷髅”。他是一个绝对杀手级的射手。记得第一学期全校足球联赛，我们班就敢和实力最强的89级冠军班硬刚，最后虎子一个倒挂金钩，临门一脚，硬是给了冠军班一个惊心动魄的杀技，虽然没有改变结局，但却使我们班声名大震。我们班全盛时，有甲乙两支球队，甲队一般不屑与学校四强以外的球队对阵。踢足球仅是我们班铮铮侠骨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我们班的三千绕指柔。还是从周虎佐同学开始，他不仅球踢得好，而且笛子吹得也不赖，黑豹的《无地自容》唱得更好。曹雷同学口琴吹得好，一曲高难度的《放心去飞》让我们如痴如醉。记得我们宿舍后来好像全员买了口琴，有事没事就喜欢跟在曹雷后面屁颠颠地吹吹捣捣。
记得当时学校还有劳动周的制度，就是每个学期每个班要脱产一周，负责全校的劳动卫生。劳动周七天不用上课，相当于现在的黄金周，时间充裕得很。班上同学空闲的时候喜欢窝在宿舍玩八十分一百二十分纸牌游戏，再就是有事没事找理由喝酒。刚开始，多是以生日的名义，有人便用半生不熟的南京话召集，“今天我生日，阿晓得啊”，“给个面子，阿是的啊”，于是大家便把每月七八十元的生活费透支到最后只能吃榨菜的窘境。喝酒的地方，先是在育才桥附近的饭店，再后来胆子壮了，大胡子酒店、四海饭店，这些有名望的饭店都成了常去的地方。实在没钱，东门影剧院对面的小吃店、西大门桥旁边的小吃店，也凑合着咪点。东门影剧院对面的小吃店当时籍籍无名，后来因ZW的《致青春》中朱小北卖包子的取景地而名噪一时，包子的香气现在还在鼻尖飘荡。不过后来也被拆掉了，可惜。西大门桥旁边的小吃店因会下菜面而闻名，刚开始我对这种宽宽的面条不适应。后来，吃着吃着也就习惯了。鸡蛋面、肉丝面，偶尔来一份冒着烤香味的南京板鸭，现在倒成了魂牵梦绕的美味。我敢打赌，现在哪个敢在群里约起，到东门镇啃板鸭喝老酒，哪怕是半夜都会有人当真的。第四学年实习归来后，大家的脸上都多了些沧桑。记得我们班私下里最后一顿散伙饭是在西大门桥右转弯处那家由小卖部改成小吃店的人家吃的，大家喝着喝着，忽然流着泪把黄安的《样样红》唱了三遍。真正的散伙饭是在学校小吃部吃的。临近离校的隔天晚上，班上请来了校党委陈玉龙副书记。陈书记那天敞开心扉，深入浅出地和我们讲了很多道理。
吃完散伙饭，回到宿舍，大家毫无睡意。往常伴随我们入眠的火车轰鸣声也变得无比亲切了，珍珠泉、西面山上的小铁路、铁轨与远方、到东大高专南京气象中国竞彩网跳舞，大家把记忆中所有鸡毛蒜皮逻辑混搭的芝麻小事说了个遍。
到了第二天，就真的分别了。1995年7月，我们在老狼的《同桌的你》中开始各奔天涯。期间，也断断续续见到过一些同学，后来有幸在两任班长谈永强、沈纯的组织下，先后在溧阳南山竹海和宜兴竹海聚会过两次。有相聚就有分离。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还记得那一年，在交校的校歌中，“大江南北走来了年轻的你我”。相见时，我们年轻，适意，相别时 ，我们已是亲人，是时常叨念的兄弟。
有时常想，我们这帮同学真不容易，恰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高速转型的时代，命运的选择，不是我们凭一己之力轻易就能掰过来的。后来读书，觉得冯友兰先生讲得有道理，“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但是，他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以内”。当初选择了中专，就意味着今后将处于一个没有聚光灯注定要吃苦的小小平台。中专生，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就是一个中等专业的技能型人才。90年代后期，高校扩招，中专的价值更加缩水，地位更加沦落。再往大的方面看，不仅是我们个体，整个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谁都没料到， 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海画了个圈，社会竟会发生如此深远的变化，改革、下岗成为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在我们之后，初中有些同学考取了本科生、研究生。不仅是我们交校，我初中时的一帮学兄、学姐、同学、学弟、学妹，从机械学校、化工学校、供销学校、纺织学校、商业学校、粮食学校毕业以后，没有哪个能够逃出改革的命运。当然，也有闯出来的同学，但毕竟不容易。此外，我们交校还有一个行业方面的原因，交通系统自身经历了三四次改革，改到现在有着遍体鳞伤的感觉。交通系统无论是我们熟悉的运输企业，还是原来我们曾经觊觎的路桥专业、运管专业所谓能分配到的好单位（比如公路站、运管处、海事处），也经历过多次生死存亡的融合。没有一个日子好过。再反观我们班，目前从事汽修的大概仅有薛亚军同学一个人。其他汽修班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今年距离入校，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先前有不少同学倡议聚一聚。然而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聚会已经不切实际。老校区和东门镇已经被拆迁得找不到东南西北。青春已经无法回头，年华无法复制，唯有现在的记忆可以降维成当初的印迹。见与不见，我觉得，并不需要把它当作一个囚徒困境问题来对待。同学之间的情感交流，不管在线上还是在线下，能相互之间唠嗑几句，都是一个很好的宣泄。
接受年华流逝的不完美吧，1991年进入交校1995年离开交校的我们。偶尔的问候，不期而至的相遇，相信总会给我们的今后带来些野百合花的美好。
（蔡振宇，丹阳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